19世纪都会生活最危险的疾病非「它」莫属!直至今日,现代医疗

现代医疗——传染病

病理学和公共卫生

流行病和传染病的继续在世界各地肆虐。某些疾病甚至变得比前几个世纪更强大,更令人担忧其致死率。肺结核、伤寒、斑疹伤寒、天花和流感透过过度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和下水道而快速蔓延,有时人们甚至称这些地方为「城市墓地」(urban graveyard)。某些族群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出,幼童及老年人较容易感染到各种形式的传染病,而斑疹伤寒和贫穷与环境骯髒程度特别相关,这也是囚犯和士兵的主要死因之一。饥寒交迫,再加上斑疹伤寒,这正是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征战俄国惨败的主因。

 

霍乱或许是最能反映出十九世纪都会生活危险性的疾病,这种病跟伤寒一样会造成军队死亡率攀升。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1854—6年)、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 1861—5年)和波尔战争(Boer War, 1899—1902年)中,死于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的军人比遭敌军杀害的还要多。霍乱的首例描述可能是在十八世纪晚期的印度,在那裏第一次将这种病描述成一个有别于其他发烧形式的独特病症。这种病沿着印度从贸易路线,进入中国、菲律宾、俄罗斯和土耳其。到一八三一年时,霍乱已经达到西欧,在那里透过船只横渡大西洋,抵达加拿大和北美洲,最终再往南扩散,进入墨西哥,再深入南美洲各地。

世人对霍乱甚感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感染者会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呕吐、腹泻、脱水,最后迅速死亡。因为当时开始採用记录疾病和死亡率的新方法,并且以统计方法来处理疫情统计数据,霍乱蔓延的速度和对全世界的影响才得以展现出来。在英格兰,在一八三一到三二年间的六个月内,大约有两万两千人死亡,其中七千人住在伦敦。从一八三一到一八六六年间,在整个英国记录到的霍乱死亡病例就有十四万人。在俄罗斯,于一八四七到一八六一年间,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霍乱。高死亡率导致墓地拥挤,又因为草草将尸体埋葬,往往距离地表太近,进一步引发对这疫情大爆发的担忧。那时期,火葬开始流行,部分原因就是因应社会对感染者尸体造成环境污染的广泛忧虑。

各国对霍乱的反应不一。在英国、美国和德国,霍乱的流行促使各个市政当局建立卫生局,以便监督防治工作。英国于一八三二年通过《霍乱防治法》(The Cholera Prevention Act),授权地方政府当局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来支援霍乱流行的社区,销毁受污染的衣服和被褥,帮下水道和污水管道加盖。在美国,则有保健卫生改革游说团体建议增加税收来加强公共卫生,并且降低水污染。不过当时对于这种疾病的防治管理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一派人士,在此简称为「瘴气派」(miasmatists),相信感染源来自遭受污染的水和空气,强调卫生改革的重要,因此他们坚持要清除贫民窟,扫除街道和河流的污物。而那些认为感染主要是透过人际接触的人士,简称为「传染派」(contagionists),则认为将感染者或旅客隔离并检疫是控制疫情的最佳方法。一些地方,毅然决然同时採行这两种方法,以制止霍乱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肆虐。然而,正如罗伯特‧克鲁克香克(Robert Cruikshank, 1789—1856年)的讽刺画所点出的,个人和社区依旧对专家医疗建议感到困惑,并且对预防或治疗疾病的有效手段有疑虑。

英国在爆发第一波霍乱疫情之后,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诸多尝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律师艾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90年),他不仅大力推动改革,还提出独到的见解,如一八四二年所写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查德威克的努力催生出一八三四年的︽新济贫法︾。新法基本上认定贫穷是游手好闲造成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新济贫法明文规定,要为穷人成立习艺场所,确保他们得以靠一技之长维生,对于那些闲散、不值得可怜的穷人则有威吓的作用。身为新创立的济贫法委员会秘书长,查德威克日渐意识到贫穷和疾病之间的关係,这让他展开英国的卫生状况普查,并绘製出疾病模式的时空分布图。查德威克认为传染病是环境骯髒污物造成的。他提出要建设能供应乾净卫生的自来水到家家户户以及污水管等主要工程,这些日后都成为现代的公共基础建设的基本。

查德维克的报告深具影响力,甚至超越英国国界,刺激北美和德国进行类似的调查以及公共卫生改革。在一八三○和四○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国家主管部门所採用的流行病防治策略依旧因为区域和政治制度而有差异。然而,这些最初的公共卫生措施在一八四八年第二次霍乱大流行时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次的伤亡远远超过第一次疫情爆发时的人数。因应疫情爆发,英国政府颁布了《一八四八年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 of 1848),并依据法案成立中央卫生局,并且鼓励地方政府当局任命公卫医疗官来担负改善卫生条件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法律规定毫无效用,因为这次的霍乱疫情造成超过五万人死亡。北美地区也爆发类似霍乱的疫情,分别在一八四九至五五年间、一八六三至六六年还有一八九○年,重创许多社区;一些城市的死亡率还超过百分之三。

各界持续争议霍乱传播的确切模式,一直到伦敦的内科医师约翰‧史诺(John Snow, 1813—58年)调查的结果出炉,真相才逐渐明朗。史诺追蹤在一八五三到五四年间伦敦爆发霍乱疫情时的病例,绘製成一图表,显示出在布洛德街(Broad Street)一带的连续死亡案例可以追溯到亡者家庭共同使用的一口井。为了限制人们取用受到粪便污染的水,相关单位移除布洛德街抽水帮浦的打水桿子,遏止了霍乱在该地区进一步的传染。史诺的调查证实受污染的水确实会造成霍乱和传染,就某部分来看,这相当于是佐证查德威克改善环境有益健康和疾病防治的说法。德国巴伐利亚的化学家马克斯‧约瑟夫‧冯‧佩腾科夫(Max Joseph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年),也强调环境因素的重要,他最着名的事蹟之一是在一八九二年喝下「霍乱水」,以此反驳病菌的存在,此举导致德国採行与英国类似的卫生措施。然而,史诺后来的研究显示这种疾病是由有生命的有机体所引起的,最终在一八八四年由德国医师兼细菌学家罗伯特‧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年)的研究中证实。

 

19世纪都会生活最危险的疾病非「它」莫属!直至今日,现代医疗

本文摘自脸谱出版《医学,为什幺是现在这个样子?从宗教、都市传染病到战地手术,探索人类社会的医病演变史》